2026年新年伊始，金融监管部门的矛头便指向了虚拟资产领域的意见领袖。这些所谓的"推荐业务从业者"被认定为未申报的虚拟资产业务经营者。市场顿时陷入冰封。因为在YouTube和博客上提供海外交易所注册链接并收取佣金的行为，一夜之间面临最高五年监禁的重罪风险。
问题在于，此项处罚的法律依据并不明确。金融当局将推荐活动解释为《特定金融信息法》（特金法）中的"虚拟资产买卖的中介或斡旋"。其逻辑在于，诱导用户注册交易所并根据用户交易量获取收益的结构，实质上构成了中介业务。考虑到特金法旨在防止洗钱，其意图阻断资金流向处于监管盲区的未申报海外交易所，这固然可以理解。
然而，从刑法基本原则——罪刑法定主义的角度来看，此举令人困惑。特金法所设想的虚拟资产业务经营者，是运营报价窗口、撮合买卖双方订单，即履行"交易所"功能的主体。而推荐业务从业者，仅仅是引导用户进入交易所这个"场所"的"看门人"或"扩音器"。他们既不保管用户资产，也不直接处理买卖订单。
若以房地产市场类比，推荐业务从业者更接近于"楼盘分销代理"或派发传单的兼职人员，而非持牌房地产经纪人。难道能因为兼职人员带来了大量客户，就以"无照房地产经纪人"的罪名处罚他吗？邀请注册（营销）与促成交易（中介）是截然不同的领域。即便存在行政监管的必要性，强行对模糊的法律条款进行扩张解释以扩大刑事处罚的打击范围，也极大可能损害法治的可预测性。如此看来，在明确的许可制度建立之前，推荐业务或许应被视为缺乏处罚依据的"非犯罪"商业活动。
当然，这并非主张对推荐市场的弊端放任不管。部分意见领袖以"保本"、“只涨不跌"等虚假信息为诱饵，将投资者引向高风险海外衍生品交易所并造成巨额损失的"掠夺性营销”，无疑必须根除。若协助无视国内法律进行营业的未申报海外交易所，且该等交易所作为主犯受到处罚，则难以免除从犯的责任。
关键在于，试图以"解释"来填补"监管空白"，导致了牵强附会的结果。当前我国法律制度中，并无允许合法进行虚拟资产营销或投资推荐的许可类别。《资本市场法》中设有"投资推荐代理人"制度，允许非证券公司从业人员推荐基金或保险产品；德国等海外国家亦区分金融产品单纯介绍者与中介者进行规制。反观我们，却只挥舞着"非交易所即非法"的二元化标尺。
将推荐业务从业者一概斥为罪犯并非良策。转入地下的营销活动将通过Telegram秘密聊天室等途径变得更加隐蔽和危险。不如将他们纳入制度监管之内。借鉴《资本市场法》，新设"虚拟资产投资推荐代理人"或"中介业务"许可制度，或可成为解决方案。
虚拟资产市场已是不可逆转的潮流。与其用陈旧的法律标尺裁切新现象并催生罪犯，当下更需要的是通过契合现实的精细立法来提升市场透明度的智慧。推荐业务并非绝对的"恶"，而是需要恰当监管的"商业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