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E杂志深度报道揭露，Anthropic因拒绝让Claude用于完全自主武器系统及大规模监控美国公民，遭特朗普政府列为国家安全供应链风险；就在同一天，OpenAI迅速接手军事合约，这场“向下竞争”正考验着全球最具颠覆性的AI公司的原则底线。本文源自Leslie Dickstein、Simmone Shah所著TIME文章《The Most Disruptive Company in the World》，由动区编译润色而成。
（前情提要：AI脸部识别搞冤狱！美国阿嬷被关进1200英里外的监狱半年，警方没一句道歉）
（背景补充：Dropbox前技术长热门文章《我花了一辈子做的工作，现在不值钱又随手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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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加州圣克拉拉的一间饭店房间里，AI公司Anthropic的五名成员围着一台笔电陷入紧张状态。那是2025年2月，他们正在附近出席一场研讨会，却突然收到一则令人坐立难安的讯息：一项受控实验的结果显示，即将问世的Claude新版本，可能协助恐怖分子合成生物武器。
这几人隶属于Anthropic的“前沿红队”（frontier red team），专职评估Claude的尖端能力，并推演各种极端情境下的潜在风险，涵盖网络攻击乃至生物安全威胁。收到警报后，他们一路小跑回到房间，把床板翻立当临时工作台，开始逐一检查测试结果。
几个小时的高压分析之后，团队仍无法断定新产品是否足够安全。最终，Anthropic决定延后发布Claude 3.7 Sonnet整整10天，直到团队确认风险在可接受范围内。
这听起来或许只是短短十天，但对于一家身处技术浪头、置身于一个正快速重塑世界的产业而言，那几乎像是漫长的一个世纪。
“前沿红队”负责人Logan Graham在回顾那次“生物武器惊魂”时，将其视为Anthropic在关键时刻所承受压力的缩影——不仅仅对这家公司，对整个世界亦然。Anthropic是当前前沿AI实验室中最重视安全的机构之一，但与此同时，它也身处竞赛最前线，全力打造愈发强大的AI系统。而公司内部许多员工深信，这项技术一旦失控，可能引发一连串可怕后果，从核战争到人类灭绝。
31岁的Graham外表仍带着几分青涩，却毫不回避在AI巨大收益与巨大风险之间寻求平衡的责任。他说：“很多人在一个相对和平的世界里长大，会直觉地以为有一间会议室，里面坐着一群老练的大人，他们知道怎么把事情导回正轨。”
“但现实是，根本没有什么‘大人小组’。那间房间不存在。那扇门也不存在。责任只落在你自己身上。”若这番话还不够震撼，再听他如何形容那次生物武器警报：“那是颇有趣、也颇刺激的一天。”
数周后，Logan Graham在Anthropic总部接受采访时谈及了这些问题。TIME记者在此驻留三天，走访了公司高管、工程师、产品负责人与安全团队成员，试图厘清：这个曾被视为AI竞赛中“特立独行的异类”的公司，为何突然跃升为领头羊。
那段时间，Anthropic刚刚从投资人手中募得300亿美元资金，为今年可能推进的IPO做准备。（值得一提的是，Salesforce也是Anthropic的投资方之一，而TIME的母公司持有人Marc Benioff正是Salesforce的CEO。）如今，Anthropic的估值已攀升至3800亿美元，超越了Goldman Sachs、McDonald’s和Coca-Cola等传统巨头。
公司的营收成长速度堪称火箭式飙升。其AI系统Claude已被公认为世界级模型，而Claude Code和Claude Cowork等产品，正在重新定义“工程师”这个职业的边界。
Anthropic的工具强大到一个程度：几乎每次新版本发布，都在资本市场掀起波澜，因为投资人逐渐意识到，这些技术突破可能颠覆整整一类产业——从法律服务到软件开发。过去几个月里，Anthropic已被普遍视为最有可能重塑“未来工作形态”的公司之一。
接着，Anthropic卷入了一场关于“未来战争形态”的激烈争议。
逾一年以来，Claude始终是美国政府最倚重的AI模型，也是首个获准在机密环境中部署的前沿AI系统。2026年1月，它甚至被运用于一次大胆的行动：在卡拉卡斯逮捕委内瑞拉总统Nicolás Maduro。据报道，此次行动中AI被用于任务规划与情报分析等环节，标志着前沿AI首次深度介入真实军事行动。
然而，在随后的数周里，Anthropic与美国国防部之间的关系迅速恶化。2月27日，特朗普政府宣布将Anthropic列为“国家安全供应链风险”，这是美国已知首次对一家本土企业贴上此标签。
局势很快升温为一场公开冲突。特朗普下令美国政府停用Anthropic的所有软件。国防部长Pete Hegseth进一步宣布：任何与政府往来企业，都不得再与Anthropic开展业务。与此同时，Anthropic的最大竞争对手OpenAI迅速介入，接手了相关军事合约。
就这样，这家被视为“全球最具颠覆性”的AI企业，突然发现自己也被另一股更庞大的力量颠覆了——它自己的政府。
这场对峙的核心争议在于：谁有资格为这项被视为美国最强大武器之一的技术设定边界。
Anthropic并非反对其工具被用于军事行动。公司认为，强化美国军事实力，是遏制国家威胁的唯一现实途径。但公司CEODario Amodei反对五角大厦试图重新谈判合约、将AI使用范围扩大至“所有合法用途”（all lawful use）。
Amodei提出了两项具体顾虑：第一，他不希望Anthropic的AI被用于完全自主的武器系统；第二，他反对将技术用于对美国公民的大规模监控。
但在Pete Hegseth及其幕僚眼中，这种立场等同于一家私营公司试图左右军方的作战方式。
美国国防部认为，Anthropic藉由坚持设定“不必要的安全护栏”、反复讨论各种假设情境，并在后续谈判中拖延时程，实际上侵蚀了双方的合作基础。
在特朗普政府看来，Amodei的态度既傲慢又顽固。无论一家公司的产品多么先进，都不应在军事指挥链中强行插入自己的判断。
五角大厦负责技术事务的战争部副部长Emil Michael如此描述这段谈判：“事情就这样僵持下去。我不可能用那些我甚至无法想象、也无从理解的例外条款，去管理一个拥有300万人的部门。”
从硅谷到国会山，许多观察者都在质疑：这场风波真的只是一次合约纠纷吗？
部分批评者认为，特朗普政府的行动更像是试图压制一家政治立场不合的公司。Dario Amodei在一份后来外流的内部备忘录中写道：“国防部和特朗普政府不喜欢我们的真正原因，是我们没有向特朗普捐款。我们没有像威权体制那样对他大加颂扬（而Sam Altman做了）。我们支持AI监管，这与他们的政策议程相牴触；我们在许多AI政策问题上讲了真话（例如就业被取代的问题）；而且我们在关键底线坚守了原则，而不是与他们共谋上演所谓的安全表演（safety theater）。”
不过，Emil Michael否认此说法，称其为“完全的捏造”。他表示，将Anthropic列为供应链风险，是因为公司的立场可能让前线作战人员陷入危机。他说：“在战争部（Department of War），我的职责不是搞政治，我的职责是保卫国家。”
Anthropic一贯特立独行的公司文化，如今与国内政治裂痕、国家安全议题以及残酷的企业竞争环境正面碰撞。这次冲突究竟对公司造成多大伤害，目前仍是未知数。最初威胁中“供应链风险”的认定范围后来被收窄——据Anthropic表示，这项限制目前仅适用于军事合约。3月9日，Anthropic已对美国政府提起诉讼，试图推翻这份“黑名单”决定。与此同时，部分客户似乎将公司的立场视为一种道德宣示，转而离开ChatGPT，投向Claude。
然而，未来三年，这家公司仍不得不在一个对其并不友善的政府环境中前行——政府内部某些官员与Anthropic的竞争对手往来密切，而这些对手对公司怀有明显的敌意。
这场“五角大厦风波”也抛出了几个令人不安的问题，即便对于一家早已习惯在高风险伦理抉择中穿行的公司亦是如此。在这次对峙中，Anthropic没有让步：公司坚称自己捍卫了核心价值，即使这让企业承受了沉重代价。
但在其他场合，它也曾做出妥协。就在与五角大厦对峙的同一周，Anthropic淡化了其训练模型安全承诺中的一项核心条款，理由是同行公司并不愿意遵守同样的标准。
问题也随之而来：若竞争压力持续加大，这家公司未来还会做出哪些让步？
Anthropic位于旧金山总部的五楼，整体设计温暖而内敛：木质装潢、柔和灯光。窗外是一片郁郁葱葱的公园。墙上挂着计算机科学先驱Alan Turing的肖像，旁边则裱着多篇机器学习论文。
身着黑色制服的保安人员在几乎空旷的入口处巡视，一位亲切的前台会递给访客一本小册子——大小就像街头传教士分发的袖珍圣经。这本书名为《Machines of Loving Grace》，是一篇约1.4万字的文章，由Dario Amodei于2024年撰写，描绘了他对AI如何借由加速科学发现来改变世界的乌托邦式愿景。
到了2026年1月，Amodei又发表了另一篇篇幅近似中篇小说的文章《The Adolescence of Technology》，系统阐述了这项技术的另一面：它可能带来的风险，包括大规模监控、广泛的就业冲击，乃至人类对技术的永久性失控。
Amodei在旧金山长大，本是一名生物物理学家。他与妹妹Daniela Amodei共同掌舵Anthropic，后者担任公司总裁。兄妹俩都曾是OpenAI的早期员工。Dario曾参与提出所谓的AI扩展定律（scaling laws），这一发现后来成为推动当今AI热潮的重要基石。而Daniela则主掌公司安全政策相关的管理工作。
起初，他们认为自己与OpenAI的创立使命高度契合：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开发一种兼具巨大潜力与巨大风险的技术。
但随着OpenAI模型能力不断跃升，他们渐渐感觉Sam Altman正过于躁进地推出新产品，未留出充分空间进行讨论与测试。最终，这对兄妹决定离开OpenAI，自行创业。
2021年，在疫情最严峻时期，Anthropic由Amodei兄妹与另外五位共同创办人一同成立。最初的筹备会议几乎全在Zoom上进行；后来，他们干脆把椅子搬到公园里，面对面讨论公司的发展策略。
从一开始，这家公司便试图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运作。在还没推出任何产品之前，Anthropic就建立了一个专门研究社会影响的团队。公司甚至聘请了一位常驻哲学家——Amanda Askell。她的职责，是协助塑造AI系统Claude的价值观与行为模式，并训练它在复杂的道德不确定性中做出判断，为一个可能比人类创造者更聪明的未来做准备。
Askell形容这份工作时说：“有时候确实有点像在养一个6岁的孩子，你在教这个孩子什么是善、什么是对。但问题是，等他们15岁的时候，他们在所有事情上可能都比你更聪明。”
这家公司与有效利他主义（Effective Altruism，EA）有着深厚的渊源。EA是一种社会与慈善运动，主张通过理性分析来最大化行善效果，其中一个重要目标是规避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的风险。
二十多岁时，Amodei兄妹就开始向GiveWell捐款。GiveWell是一个EA组织，专门评估慈善资金投入何处能产生最大的实际效益。Anthropic的七位共同创办人，如今账面上都已跻身亿万富翁之列，均承诺捐出80%的个人财富。
公司哲学家Askell的前夫是牛津大学哲学家William MacAskill，他也是EA运动的共同创始人之一。而Daniela Amodei的丈夫则是Holden Karnofsky，GiveWell的共同创始人、Dario Amodei的前室友，目前在Anthropic负责安全政策相关工作。
不过，Amodei兄妹从未公开给自己贴上“EA”的标签。这个概念在Sam Bankman-Fried事件后变得极具争议——这位自称EA信徒、同时也是Anthropic投资人之一的人，后来被认定犯下了美国史上规模最大的金融诈骗案之一。
Daniela Amodei对此解释说：“这有点像有些人可能在某些观点上与某种政治理念有所交集，但并不真正隶属于那个政治阵营。我倾向于用这种方式看待它。”
在硅谷的部分人士以及特朗普政府眼中，Anthropic与有效利他主义（EA）的关联本身就足以引发疑虑。还有一些人认为，Anthropic招募了多名前拜登政府官员，因此更像是旧体制的残余势力，一种借助未经过选举产生的权力来阻挠特朗普MAGA政治议程的存在。
特朗普政府的AI事务负责人David Sacks指控该公司通过“制造恐慌”来推动监管，称Anthropic正在执行一套“复杂的监管俘获策略”（regulatory capture）。在他看来，公司试图借由夸大AI风险来促使政府出台严苛的监管政策，从而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压制新创公司。
与此同时，掌控竞争对手xAI的Elon Musk也频繁嘲讽Anthropic，把公司称为“Misantropic”（厌人类公司）。他认为，这家公司代表了一群带有“觉醒意识形态”（woke）的精英，试图把某种家长式的价值观植入AI系统。这种感觉在部分保守派看来，和他们对社交媒体平台的批评如出一辙——认为这些平台不公平地压制了他们的声音。
不过，即便是Anthropic的竞争对手，也不得不承认其技术处于业界前沿。Nvidia的CEO Jensen Huang曾表示，他“几乎在AI的很多问题上都不认同”Dario Amodei的观点，但仍认为Claude是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模型。
2025年11月，芯片巨头Nvidia向Anthropic注资100亿美元。
Boris Cherny给他的新工具抛出一个简单的问题：“我现在在听什么音乐？”
那是2024年9月，这位出生于乌克兰的工程师刚加入Anthropic不到一个月。Cherny此前曾在Meta担任软件工程师。他搭建了一套系统，让聊天机器人Claude能够在他的电脑上“自由行动”。
如果说Claude是大脑，那么Claude Code就是双手。普通聊天机器人只能对话，而这个工具则可以存取Cherny的档案、执行程序，并像任何工程师一样撰写并执行代码。
在工程师输入指令后，Claude开启了Cherny的音乐播放器，擷取了一张屏幕截图，然后回答：“《Husk》，来自Men I Trust。”
Cherny笑着回忆说：“我当时真的被震住了。”
Boris Cherny很快在公司内部分享了他的原型。Claude Code在Anthropic内部流传得异常迅速，以至于在Cherny的第一次绩效评估中，CEODario Amodei甚至问他：是不是在“强迫同事使用这个工具”。
当Anthropic在2025年2月公开发布Claude Code的研究预览版时，外部工程师也迅速涌入尝鲜。到了11月，Anthropic又推出一个新的Claude模型版本。当这个模型与Claude Code搭配使用时，它已经足够擅长找出并修正自身错误，甚至可以被信任独立完成任务。
从那时起，Cherny几乎完全停止亲自写代码了。
业务成长也随之爆发。到2025年底，仅这款程序代理产品带来的年化营收就已突破10亿美元。到2026年2月，这一数字进一步攀升至25亿美元。根据产业研究机构Epoch和SemiAnalysis的估算，Anthropic的营收规模有望在2026年底超越OpenAI。
到这个时间点，Anthropic已稳固成为企业级AI市场的核心角色。几乎每一次新产品发布，都会在资本市场引发余震。
当Anthropic推出一系列外挂，将Claude延伸到面向非工程师的应用场景，例如业务开发、金融、行销和法律服务时，软件产业公司的市值在短时间内蒸发了3000亿美元。
Dario Amodei曾示警，在未来1到5年内，人工智能可能取代一半的入门级白领职位。他也呼吁政府及其他AI公司停止在这个问题上“粉饰太平”。
华尔街对Anthropic每次新产品发布的反应，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市场普遍认为，这家公司的技术可能让整整一类职业消失。Amodei甚至表示，这种转变可能重塑社会结构。
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目前还不清楚这些人将何去何从、能从事什么工作。我忧心的是，他们可能形成一个失业或极低薪资的‘底层阶级’。”
而对Anthropic的员工来说，其中的讽刺意味并不难察觉：最担忧AI社会风险的公司，恰恰可能成为让数百万人失业的技术推手。
负责研究Claude对就业影响的社会影响团队负责人Deep Ganguli表示：“这确实是一种真实存在的张力，我几乎每天都在想这个问题。有时候感觉我们好像在同时说两套互相矛盾的话。”
在公司内部，部分员工开始质疑：Anthropic是否已逼近一个他们既期待又恐惧的时刻——一种被AI圈称为“递归自我改进”（recursive self-improvement）的过程即将到来。
所谓递归自我改进，是指一个AI系统开始强化自身能力，并持续迭代升级，从而形成一个不断加速的飞轮。
在科幻作品以及各大AI实验室的战略推演中，这往往被视为事情可能开始脱轨的节点：一种所谓的“智慧爆炸”可能迅速降临，其速度之快甚至让人类再也无法监督自己亲手打造的系统。
目前Anthropic还没有真正抵达那个阶段，科学家仍由人类主导Claude的发展方向。但Claude Code已让公司推进研究计划的速度远超以往。
模型更新的间隔如今不再以“月”计算，而是以“周”为单位。在开发下一代模型的过程中，大约70%到90%的代码已由Claude自身撰写。
变化的速度之快，使得Anthropic联合创始人暨首席科学官Jared Kaplan以及部分外部专家认为：完全自动化的AI研究，最快可能在一年内成真。
负责AI对齐压力测试的研究员Evan Hubinger表示：“从最广义的意义上说，递归自我改进已经不再是未来的现象。它正在当下发生。”
根据公司内部基准测试，Claude在执行某些关键任务时的速度已达到了人类监督者的427倍。在一次采访中，一位研究员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一名同事同时执行6个Claude实例，而每个实例又各自管理着另外28个Claude，所有系统同步并行进行实验。
目前，这个模型在判断力与审美上仍不及人类研究者。但公司高管认为，这种差距不会维持太久。而由此带来的加速，正是Anthropic领导层一再示警的风险——技术进步的速度可能最终超出人类的掌控能力。
Anthropic用于开发安全防护机制的工作本身，也在借助Claude加快推进。但随着公司愈发依赖Claude来构建和测试系统，风险也开始形成一种循环结构。在一些实验中，研究员Evan Hubinger对Claude的训练流程做了细微调整，结果生成的模型却表现出明显的敌意，不仅流露出统治世界的渴望，甚至试图破坏Anthropic的安全措施。
近日，模型还开始展现出一种新的能力：察觉到自己正在被测试。Hubinger表示：“这些模型越来越擅长掩盖自己的真实行为。”
在一组研究人员设计的实验情境中，Claude甚至表现出一种令人不安的策略倾向：为了防止自己被关闭，它愿意通过揭露一名虚构工程师的外遇来对其进行勒索。
随着Claude被用于训练更强大的Claude，这类问题可能不断叠加与放大。
对于那些以“未来技术突破”承诺、已经募集数十亿美元的AI公司来说，AI将持续加速自身研发这一设想既充满吸引力，也可能带有某种自我强化的色彩——它能让投资人相信，需要持续注入更多资金来支撑那些成本高昂的模型训练。
不过，部分专家对此并不完全信服。他们不确定这些公司是否真能实现完全自动化的AI研究；但同时也忧虑，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世界可能毫无准备地被卷入其中。
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CSET）临时执行主任Helen Toner表示：“世界上最富有的一些公司，雇用着地球上最聪明的一群人，居然在试图把AI研发完全自动化。这种念头本身就足以让人脱口而出：‘这到底在干什么？’”
为了应对一种可能出现的未来——技术进步的速度超过公司自身管控风险的能力，Anthropic设计了一套“刹车机制”，称为Responsible Scaling Policy（RSP，负责任扩充政策）。
这项政策发布于2023年，其核心承诺是：如果Anthropic无法事先确认其安全措施已足够可靠，公司将暂停开发某一AI系统。
Anthropic将这项政策视为自身安全理念的重要佐证——即便在通往“超级智慧”的激烈竞赛中，公司也愿意在必要时抵抗市场压力，主动踩下刹车。
2026年2月下旬，正如TIME率先披露的，Anthropic对其政策进行了修改，移除了原先具有约束力的“暂停开发”承诺。
事后回顾时，Anthropic共同创始人暨首席科学官Jared Kaplan对TIME坦承，曾经认为公司可以在“危险”与“安全”之间划出清晰界线，其实是一种“天真的想法”。
他说：“在AI迅速演进的背景下，如果竞争对手正全速冲刺，我们单方面做出严格承诺，实际上并不切实际。”
新版政策做出了几项新承诺：提升透明度，更公开地披露AI的安全风险；增加信息披露，公布Anthropic模型在安全测试中的表现；在安全投入上至少与竞争对手并驾齐驱、甚至超越他们；若公司被认定为AI竞赛的领头羊，同时又判断灾难性风险显著攀升，则会“延后”相关开发。
Anthropic将这次调整定性为对现实环境的务实让步。但整体而言，对Responsible Scaling Policy（RSP）的修改，使公司在自身安全政策上的自我约束明显松动。而这也预示着，更艰难的考验仍在前头。
逮捕委内瑞拉总统Nicolás Maduro的那次突袭行动，是最早由前沿人工智能系统参与规划的大型军事行动之一。
2026年1月3日深夜，美国陆军直升机突然进入委内瑞拉领空。在短暂交火之后，突击队迅速锁定总统住所，并在那裡逮捕了Maduro及其妻子Cilia Flores。随后两人被带往纽约，面对与毒品恐怖主义（narcoterrorism）相关的指控。
目前外界仍不清楚Claude在这次行动中究竟扮演了多重要的角色。但据媒体报道，这个AI系统不仅参与了任务规划，在行动过程中也被用于辅助决策。
自去年7月以来，美国国防部一直推动将Anthropic的AI工具下放给更多一线作战人员。军方认为，这些系统能够从多个情报来源中快速处理海量资料，并产出可操作的情报，因此具有巨大战略价值。
曾任美国国防部高阶官员、现任AI Policy Network政府事务负责人的Mark Beall表示：“在军方看来，Claude是目前市场上最顶尖的模型。”他补充说：“Claude在机密系统中的采用，是Anthropic最重要的成就之一。他们握有先发优势。”
然而，逮捕Maduro的行动，恰恰发生在Anthropic与美国国防部之间一系列棘手谈判的背景之下。
几个月来，国防部持续尝试重新谈判合约，认为现有条款对Claude的使用范围限制过多。双方谈判为何破局，各方说法不一。
五角大厦AI负责人Emil Michael表示，冲突的导火线是一通Anthropic高管打给Palantir的电话。Palantir是一家以政府业务为主的数据分析公司，也是美国国防体系的重要合作伙伴。
据Michael所述，这名高管在通话中对委内瑞拉突袭行动表达了疑虑，并询问Palantir的软件是否有所参与。“他们在试图打探机密信息，”Michael说。
这件事让五角大厦产生了严重疑虑：“如果未来爆发冲突，他们会不会在行动进行到一半时突然中断自己的模型，让前线士兵陷入危机？”
不过，Anthropic否认此说法。公司表示，从未试图逐案限制五角大厦使用其技术。
一位熟悉谈判过程、同时与Anthropic关系密切的前特朗普政府官员则提供了不同版本：在一次原本例行的电话会议中，是Palantir的员工率先提及了Claude在那次行动中的角色。而Anthropic随后提出的内容，并无任何迹象显示公司对该行动持反对立场。
随着谈判持续推进，政府官员逐渐觉得，Dario Amodei的态度比其他顶尖AI实验室的CEO要固执得多。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在一次讨论中，国防官员抛出了几个假设情境，例如：一枚高超音速导弹正飞向美国本土；或者无人机蜂群突然来袭。
在这些情况下，他们询问Anthropic的AI工具是否能够投入使用。
知情人士表示，Amodei当时的回应是：如果真的发生这种情况，官员可以直接打电话给他。不过，Anthropic的一位发言人否认了这个说法，称这种对谈判过程的描述“完全失实”。
Anthropic在政府内部本就有不少强硬对手，如今，对其“意识形态倾向”的疑虑进一步演变为公开敌意。2026年1月12日，Pete Hegseth在SpaceX总部的一场演讲中直言：“我们不会使用那些不让你打仗的AI模型。”
随着谈判陷入胶着，Hegseth于2月24日将Dario Amodei召至五角大厦进行面对面会谈。根据一位了解讨论内容的人士描述，这次会面气氛尚称友善，但双方立场依旧坚决。Hegseth一开始称赞了Claude，并表示军方希望继续与Anthropic合作。Amodei则表示，公司可以接受五角大厦提出的大多数修改，但在两条“红线”问题上绝不让步。
第一条红线是：禁止将Claude用于完全自主的动能武器系统，即由AI而非人类做出最终打击决定的武器。
Anthropic并非认定自主武器本身必然是错的，而是认为Claude目前还不够可靠，无法在缺乏人类监督的情况下掌控这些系统。
第二条红线涉及对美国公民的大规模监控。政府希望能够利用Claude分析海量公开资料，但Anthropic认为，美国现行的隐私法律尚未跟上一个令人担忧的现实：政府正在从商业市场购买庞大的资料集。单独看，这些资料可能并不敏感，但一旦由AI加以分析，就可能生成关于美国公民私生活的详尽档案，涵盖政治立场、社交关系、性行为以及浏览记录。（不过，Anthropic并未反对以同样的方法对外国公民进行合法监控。）
Hegseth没有被说服。他给Amodei下达最后通牒：必须在2月27日周五下午5点之前接受国防部条款，否则就会被认定为“供应链风险”。
就在截止日期前一天，Anthropic收到一份修改后的合约，表面上接受了公司的“红线”，但仔细审阅后却发现其中为政府留下了漏洞。据一位熟悉谈判的人士透露，随着时间一点点逼近，Anthropic高管又与五角大厦AI负责人Emil Michael通话。他们认为双方已接近妥协，但仍在一个关键问题上存在分歧：五角大厦是否可以使用Claude分析从商业渠道购买的大规模美国人资料。Michael要求Amodei加入电话会议，但他当时无法出席。
几分钟后，在最后期限到来之际，Hegseth宣布谈判终止。甚至在此之前，Donald Trump就已经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发声：“美利坚合众国绝不允许一家激进左翼、‘觉醒派’公司来决定我们的伟大军队如何作战并赢得胜利！Anthropic那些左翼狂热分子犯下了灾难性的错误。”
Anthropic不知道的是，五角大厦同时也在与OpenAI谈判，希望将ChatGPT引入机密政府系统。就在同一天晚上，Sam Altman宣布达成协议，并声称该协议同样尊重类似的安全红线。Amodei随即发讯给员工，称Altman与五角大厦是在“操弄舆论”，试图让公众误以为这项协议包含严格的安全护栏。此前，国防部官员也确认，xAI的模型将被部署在机密服务器上；五角大厦目前还在与Google进行谈判。
这正是Amodei一直担忧的局面：一场“向下竞争”的赛跑。当AI的力量强大到无法忽视时，竞争对手之间反而难以携手，共同拉高安全标准。
而在Anthropic的批评者看来，这一事件也揭露了公司核心的某种傲慢：它或许相信自己能在通往超人级机器的道路上安然驾驭，让承担如此巨大的风险变得值得。但现实却是，它正在将新的监控能力与战争技术迅速带入一个右翼政府体系，而当它试图为这些技术设定边界时，竞争对手已从背后超越。
不过，一些迹象显示，Anthropic或许能熬过这场冲击，甚至在过程中愈挫愈强。就在Hegseth试图签署“企业死刑令”的隔天早晨，旧金山总部外的人行道上出现了一行行用粉笔写下的鼓励留言。“你们给了我们勇气”，其中一条用醒目大字写道。
同一天，Claude的iPhone应用登上了App Store下载榜第一名，超越了ChatGPT。每天有逾一百万新人注册Claude。
与此同时，OpenAI与军方签署的合约却在内部和社群引发抵制。部分OpenAI员工认为，公司已经失去了信任。一位顶尖研究员宣布跳槽至Anthropic；OpenAI的机器人团队负责人则因这项政府合约愤而辞职。
OpenAICEOSam Altman也在随后坦承，自己急于在周五前谈妥五角大厦协议是一个错误。他写道：“这些问题极其复杂，需要清晰而充分的沟通。”到了周一，Altman进一步表示，他当时的行为确实“带有机会主义色彩”。OpenAI还表示已修改协议，明确采纳与Anthropic相同的安全红线。但法律专家指出，在未看到完整合约之前，很难确认此说法是否属实。
3月4日，Anthropic收到来自美国国防部的正式信函，确认公司被认定为国家安全供应链风险。Anthropic表示，这项认定的范围比Hegseth在社交媒体上的说法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