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擁有一個日益擴大的超富裕人士圈子

2023年在墨西哥城舉行的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國際理事會主席瑪麗亞·阿爾斯特倫-邦德斯塔姆（Maria Ahlström-Bondestam）在小組研討會上發表演說。

© UNICEF/UNI517576/Dia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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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1年的新冠疫情期間，矽谷風險投資家約翰·奧法雷爾（John O’Farrell）與多位科技公司CEO召開電話會議，敦促他們支持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在全球範圍內分發疫苗的努力，當時他和妻子格洛麗亞·普林西佩（Gloria Principe）也在推動。

Slack的聯合創始人兼當時的CEO斯圖爾特·巴特菲爾德（Stewart Butterfield）及其妻子、Away的聯合創始人兼CEO珍·魯比奧（Jen Rubio）“當場捐贈了2500萬美元”，並挑戰其他科技CEO也來捐款，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籌款經理、全球慈善事業負責人克里斯汀·瓊斯（Kristen Jones）表示。

奧法雷爾是該組織的國家理事會成員，也是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國際理事會的成員，該理事會由來自22個國家的150位富有個人組成。

“我們試圖非常迅速地動員資源，”瓊斯說。在這個案例中，一位國際理事會成員展示了個人及其網絡的“影響力和信任”如何擴展到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及其使命。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正式名稱為聯合國兒童基金，是一個專注於兒童人道主義和發展援助的聯合國機構。它依賴政府和國際政府間組織的資金，但也依靠私營部門的支持，從全球個人捐贈的1美元到企業、基金會和富有捐贈者的捐款。

根據其年度報告，去年私營部門對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總捐款達到20.7億美元，占總收入的23%。其中，8.29億美元是無限制資金——這類資金特別寶貴，因為它具有彈性。

“這些資金對我們來說至關重要，能幫助我們應對資金不足的運營、緊急情況或已不再成為頭條的武裝衝突情勢，”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私營籌款與合作部門主管卡拉·哈達德·馬爾迪尼（Carla Haddad Mardini）說。

國際理事會成立於2017年，不僅是為了增加私營部門的捐款，也是為了打造一個能將其知識、專業、願景和網絡帶入組織的強大團體，馬爾迪尼說。

“我們不把他們看作捐贈者，而是合作夥伴，”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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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因為理事會與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合作不僅僅是捐款。“他們通過向我們開放他們的網絡，與我們一起思考使兒童更脆弱的全球問題來支持我們，”馬爾迪尼說。“在他們所做的倡導和施加的影響方面，這是無價的。”

當然，理事會也提供必要的資金。自成立以來，成員每加入時捐贈100萬美元，已捐贈超過5億5200萬美元。

去年，理事會新增了15名成員，其中一半來自南半球國家，包括印度、越南、印尼和墨西哥。新任主席是穆罕默德·阿齊茲·汗（Muhammed Aziz Khan），他是孟加拉國工業集團Summit Group的創始人兼董事長，其基金會專注於該國弱勢兒童的教育。

“我們希望這個團體盡可能多元化，”馬爾迪尼說。“他們不是為了自己的曝光度而在這裡，而是真正為了有意義且有目的地產生影響。”

阿特蘭大國際律師事務所（Alston & Bird）退休合夥人、司法仲裁與調解服務（Judicial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ADR Services）仲裁員兼調解員、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多年支持者伯納德·泰勒（Bernard Taylor）也一直積極支持聯合國兒童基金會，2007年加入其美國東南區域委員會。2018年，他加入理事會，去年夏天成為該組織國家理事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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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與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早期接觸之一，是在非洲西南部印度洋上的馬達加斯加遭受連續颱風襲擊不久後的一次旅行。

“從看到那麼多人的絕望和兒童的困境來看，這真是令人震驚，”泰勒說。在回家後，帶著孩子去當地商場購買學校項目的用品時，他被周圍的豐富資源所震撼。

“只需短短一次飛行，卻有人在絕望和死亡中生活——我們必須做點什麼，我看到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正在做這件事，”他說。“這就是我參與並承諾的原因。”

理事會經常在緊急情況下行動，例如在疫情期間全球疫苗分發的緊迫需求。2022年，理事會籌集了320萬美元，用於支持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在阿富汗的工作，以及550萬美元應對烏克蘭戰爭。

但正如馬爾迪尼所說，理事會的作用不僅僅是簽支票。

“我們都專注於整合資源、專業知識和網絡，”泰勒說。“作為私人慈善機構，我們能夠靈活、快速地應對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所面臨的問題。作為理事會成員，我可以利用我在同行、商界領袖甚至政府部門的影響力。”

最近，他與喬治亞州的一位美國參議員交談，向他介紹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活動並爭取支持。“也許你會稱我們為影響力的擴展者——我們大幅提升了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影響力和執行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