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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擬以國家安全為由推出新關稅!超過1000家企業起訴美國政府要求“退稅”
據央視新聞報導,當地時間23日,美國媒體稱美國政府正考慮以“國家安全”為由,對約六個行業加徵新一輪關稅。知情人士稱,擬議關稅可能涵蓋大型電池、鑄鐵及鐵制配件、塑料管道、工業化學品以及電網和電信設備等行業。這些新關稅將獨立於近期宣布的全球15%關稅措施單獨實施。
美國最高法院日前公布裁決,認定美國《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沒有授權總統徵收大規模關稅。裁決公布當天,美國白宮網站發布一項經特朗普簽署的行政令,確認終止實施此前援引《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推出的相關關稅措施。
法庭記錄顯示,美國已經有超過1000家企業加入法律訴訟,要求政府返還已繳納的關稅。參與起訴的包括好市多、锐步等大型企業。
△美聯社報導,最高法院駁回特朗普的關稅政策後,艱巨的退還稅款任務開始了
當地時間2月22日,美國財長斯科特·貝森特在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採訪時,被主持人達娜·巴什追問著一個看似直接、卻難以直接回答的問題:既然最高法院已裁定特朗普政府依據《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徵收的大範圍“緊急關稅”缺乏授權,那麼此前收上來的巨額關稅款,退不退、怎麼退?
雖然最高法院把“能不能徵”這件事說清了,但對“怎麼還錢”卻並未明示,這也使得該問題成了目前華盛頓和華爾街都最敏感也最關注的焦點。
△《國會山報》報導,美國財長貝森特在接受CNN採訪時,回避了對於關稅退款的問題
貝森特當天在CNN接受採訪時強調兩點:第一,最高法院對總統依據IEEPA徵收關稅的權力做了“非常狹義”的解讀,但並沒有涉及退款問題;第二,案件已發回下級法院,因此退款“不是政府決定,而是由下級法院決定”。 如果只看字面,這兩句話都有一定真實性,但若看整體效果,卻更像是一場有技巧的責任轉移。
首先看貝森特“說對”的部分。貝森特反覆強調,最高法院這次並沒有就“退款怎麼操作”給出具體方案,退款問題將更多落到下級法院與執行部門的後續程序中。這一點在法律邏輯上確實站得住。因為最高法院的確只解決了一個核心問題:總統能否依據IEEPA加徵如此大範圍、高稅率的關稅?答案是否定的。但判決並沒有寫明“財政部必須在某一限期內退還多少億美元”,也沒有設計任何具體退款流程,因此,貝森特在這點上並沒有說錯。
但問題在於,貝森特把“沒有談退款細則”包裝成“最高法院沒有真正觸及核心、只是狹義解讀、還要等下級法院幾周甚至幾個月”,這個“太極”就打大了。首先,這種說法容易讓觀眾誤以為:最高法院只是把球踢回去,IEEPA關稅的合法性還懸而未決。但實際上,最高法院把結論寫得非常明確:IEEPA不授權總統徵收關稅。其次,判決雖然把退款問題交給了下級法院,但執行退款的主體一定是海關、財政部等行政機關,法院最多是下命令、定原則,而不可能替政府打款做帳。最後,在司法實踐中,行政部門完全可以主動制定退款方案、與企業和解,或者相反,通過程序戰術實現拖延或上訴,把帳拖個幾年,這些選擇都是真實存在的政策工具,而不是法院說了算、政府只能被動聽令。
還有一個更現實的“回避點”:貝森特在鏡頭前把退款說成“不是關鍵問題”,這其實是在把政治風險與財政風險同時後推。因為一旦承認“應該退”,接下來就會面臨**三****個更尖銳的問題:退給誰?退多少(含不含利息)?退款的錢從哪裡出?**這些都不是一句“等法院”就可以遮過去的。當天,多家媒體引述貝森特接受採訪時的表述,稱“退款由下級法院處理”,這與其說是法律判斷,不如說是政治姿態,即在不承諾的前提下,把主動權留給時間。
其實,貝森特幾天前在另一場採訪中,就已經把大規模退款稱為“終極企業福利”,暗示了不願意退錢的政策立場。今天又用“法院決定”來回應媒體追問,很難不被解讀為一種刻意淡化行政責任、同時對企業和國會施壓的政治話術。對市場和企業而言,這種態度傳遞出的信號是:退款在法律上有機會,但在政治上很不受歡迎,短期內不要指望財政部主動打開錢包。
△美國財長貝森特接受CNN採訪時表示,退還已徵收稅款問題,不取決於政府,而取決於下級法院
舆論普遍關注,需要退款的金額究竟是多少?採訪貝森特時,CNN主持人巴什提到約為1340億美元,雖然貝森特沒有回應,但該數據的來源核心是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公布的截至2025年12月中旬的關稅徵收數據,被媒體與研究機構整理後,目前被廣泛引用。不過,賓州大學沃頓預算模型等研究機構按稅則編碼、產品與國家維度建模外推認為,若把後續時間段與調整因素一併計入,潛在退款金額可能超過1750億美元。也就是說,1330億更像已確認進帳的階段性金額,1750億更像可能被追索的更寬口徑風險上限。
△美國消費者新聞與商業頻道(CNBC)報導,根據賓大沃頓商學院的模型測算,美國政府可能需要向進口商支付高達1750億美元的退稅
至於接下來實施退款的路徑,舆論分析,大概率是法院、海關、行政部門三線並行。
一方面,白宮已經簽署行政令,要求各機構儘快終止依據IEEPA徵收的額外從價稅,並推動《協調關稅稅則表》的相應修改;但同一份行政令也寫得很清楚:僅終止IEEPA加徵部分,並不影響232、301等其他法律依據來源的關稅。換句話說,停止繼續徵收與返還既往徵收是兩件不同的事情,前者白宮能下令,後者則大概率要靠索賠與訴訟方能打出結果。
另一方面,之所以這兩天多家企業密集起訴,是因為退款在實操上高度依賴“程序窗口”。業內人士都了解,進口貨物一旦清算(liquidation)完成,進口商通常只有一定期限提出抗議並申請退還。賓大沃頓的預算模型就提到,一般情形下,進口商在清算後約180天內可向海關與邊境保護局提出抗議並請求退款。與此同時,進口商在國際貿易法院提起訴訟要求退款,也存在時間窗口,而且案件量可能繼續飆升。這就是為什麼許多公司寧可先把案子立上,不是為了拿到退款,而是為了先把資格和順位鎖住。
此外還有一個現實變數:為防止大批案件淹沒法院,國際貿易法院很可能採取“樣板案+批量適用”的模式,先選幾個具有代表性的案件,把資格認定、金額計算、利息處理等技術問題講清楚,然後再要求海關參照此模板,對其他類似進口商統一處理。在這一過程中,法院負責畫紅線、定規則,行政部門負責設計具體流程和系統,雙方互動決定了退款節奏和覆蓋範圍。
△福克斯商業台等媒體已經在普遍報導,企業應該如何追索退稅
這場圍繞IEEPA關稅的“退稅大戰”,法律角度看,是最高法院把稅收權拉回國會和專門貿易法院;財政角度看,是企業與財政部圍繞上千億美元現金流展開的拉鋸;政治角度看,則是特朗普團隊在不情願認輸的前提下,通過話術和新關稅,把法律挫敗包裝成對內繼續強硬的機會。正是在這樣的框架下,貝森特“這不是關鍵問題”的回答,恰恰暴露了關鍵所在:關稅退不退,已經成為這屆美國政府最不願正面回答、但又繞不過去的核心問題。
(資料來源:每日經濟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