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中心化同時兼顧商業價值，從權利平衡的觀點探討共生解決方案

許多人對「大企業」（Big Business）總抱持警戒。我們雖然樂於享受企業帶來的產品與服務，卻對那些壟斷性、封閉、規模高達數兆美元的生態系、演變成賭博性質的電子遊戲，以及為了追求利潤而操控政府的企業感到反感。

同樣地，許多人也畏懼「大政府」（Big Government）。我們仰賴警察與法院維護公共秩序，也依賴政府提供各項公共服務，但對政府隨意指定「贏家」與「輸家」、限制人民言論、閱讀甚至思想自由感到不滿，更反對政府侵犯人權或發動戰爭。

最後，許多人對這個三角關係的第三角「暴民群體」（Big Mob）也有疑慮。我們認同獨立公民社會、慈善組織和維基百科的價值，但對暴民私刑、文化抵制，以及如法國大革命、太平天國運動等極端事件感到厭惡。

本質上，我們渴望進步——不論是科技、經濟還是文化領域——但同時也對歷史上推動這些進步的三大核心力量心生畏懼。

破解這個困局，一個常見的思路是權力平衡。如果社會發展需要強大動能，這些力量就必須互相制衡：要嘛在單一力量內部形成競爭（如企業間競爭），要嘛不同力量之間彼此牽制，最理想則是兩者兼備。

歷史上，這種平衡多半會自然而然產生：受限於地理距離，或是協調大量人力完成全球任務的需求，天生的「規模不經濟」現象會抑制權力過度集中。然而進入本世紀，這個規律已經失效：上述三大力量正同步變得愈發強大，且彼此互動愈加頻繁且不可避免。

本文將深入探討這個主題，並提出一系列策略，致力於守護當今社會日益脆弱的「權力平衡」特質。

在先前一篇部落格文章中，我將這個「所有領域都將長期存在『大力量』（Big X）」的新世界，形容為「茂密叢林」。

我們為什麼害怕大政府

人們對政府的畏懼並非無的放矢：政府握有強制力，完全有能力對個人造成傷害。政府能夠摧毀個人的權力，即使是 Mark Zuckerberg 或加密貨幣從業者也遠遠不及。因此，數百年來，自由主義政治理論始終圍繞「馴服利維坦」這一核心議題——既要享有政府維護法律與秩序的好處，又要避免「君主可隨意支配臣民」的弊病。

（馴服利維坦：taming the leviathan，是政治學概念，指透過法治、三權分立、權力下放等制度設計，約束這個「擁有強大強制力卻可能侵犯個體權利的公共權力體」政府，在維護社會秩序的同時，防止權力濫用，平衡公共秩序與個體自由。）

這套理論可濃縮為一句話：政府應是「規則制定者」，而非「遊戲參與者」。也就是說，政府應盡可能成為可靠的「競技場」，高效解決轄區內的人際糾紛，而非主動追求自身目標的「行動主體」。

這個理想狀態有多種實現方式：

• 自由意志主義：認為政府應推行的規則本質上只有三條——不詐欺、不偷竊、不殺人。
• 哈耶克式自由主義：主張避免中央規劃；若必須干預市場，應明確目標而非指定手段，讓市場自行探索執行方式。
• 公民自由主義：強調言論、宗教與結社自由，防止政府在文化與思想領域強加自身偏好。
• 法治：政府應透過立法明確「可為與不可為」，再由法院執行。
• 普通法至上主義：主張徹底廢除立法機構，由去中心化的法院體系個案裁決，每一項裁決都成為先例，推動法律演進。
• 三權分立：將政府權力拆分為多個分支，彼此監督與制衡。
• 輔助性原則：主張問題應交由最基層、最有能力處理的機構解決，盡量避免決策權集中。
• 多極化：至少要避免單一國家主導全球；理想狀態下，還需實現兩項額外制衡：
• 避免任何國家在其所在區域形成過度霸權；
• 確保每個個體都有多種可選擇的「備案」。

即使在傳統上不屬於「自由主義」的政府體制中，也存在類似邏輯。近期研究發現，在歸類為「威權主義」的政府中，「制度化」政府通常比「個人化」政府更能促進經濟成長。

當然，完全避免政府成為「遊戲參與者」並不總是可行，尤其是在面臨外部衝突時：如果「參與者」向「規則」宣戰，最終勝出的必然是「參與者」。但即使政府必須暫時扮演「參與者」角色，其權力通常也會受到嚴格限制——如古羅馬的「獨裁官」制度：獨裁官在緊急時期擁有極大權力，但危機解除後權力即恢復正常。

我們為什麼害怕大企業

對企業的批評可歸納為兩類：

• 企業因「本質邪惡」而糟糕；
• 企業因「毫無活力」而糟糕。

第一類問題（企業「邪惡」）的根源在於：企業本質上是高效的「目標最佳化機器」，隨著能力與規模擴張，「利潤最大化」這一核心目標與用戶及社會整體目標的偏差會越來越大。這種趨勢在許多產業都明顯可見：產業初期多由愛好者自發推動，充滿活力，但隨時間推移，逐漸轉向以利潤為導向，最終與用戶利益衝突。例如：

左圖：2009-2021 年新發行加密貨幣中直接分配給內部人員的代幣比例；右圖：1970-2020 年大麻中四氫大麻酚（THC，致幻活性成分）濃度。

電子遊戲產業同樣如此：這個原本以「樂趣與成就感」為核心的領域，現今卻愈發依賴「老虎機式」內建機制，極大化從玩家手中榨取金錢。即使主流預測市場也開始出現令人擔憂的現象：不再聚焦「最佳化新聞媒體」「改善治理」等社會益處，而是專注於體育博彩。

上述案例多源於企業能力提升與競爭壓力疊加，另一類則直接與企業規模擴張有關。通常，企業規模越大，越有能力透過「扭曲周遭環境」（經濟、政治、文化）來實現自身利益。一家規模擴大 10 倍的企業，在扭曲環境所獲得的利益也會增加 10 倍——因此其採取這類行動的頻率與動用資源都遠高於小企業。

數學上，這與「壟斷企業為何將價格定在邊際成本之上、以社會無謂損失換取利潤」的邏輯一致：此時「市場價格」即為被扭曲的「環境」，壟斷企業透過限制銷量來扭曲環境。扭曲能力與市場份額成正比。這一邏輯同樣適用於企業遊說、De Beers 式的文化操控等多種場景。

第二類問題（企業「毫無活力」）則表現在企業變得僵化、規避風險，無論企業內部還是企業間，最終都導致大規模同質化。（建築風格單一化便是企業「毫無活力」的典型表現。）

建築單一化是企業平庸化的代表。

「沒有靈魂」這個詞很有意思——它的涵義介於「邪惡」與「毫無活力」之間。用它形容企業「為博點擊量讓用戶成癮」「形成卡特爾聯盟抬高價格」「污染河流」十分貼切；用來描述企業「讓全球城市面貌趨於一致」「製作 10 部情節雷同的好萊塢電影」也同樣貼切。

我認為，這兩種「沒有靈魂」的現象，根源都在於動機共性與機構共性。所有企業都高度受「利潤動機」驅動，若眾多強大主體有相同強烈動機，且缺乏有力反制力量，最終必然朝同一方向發展。

「機構共性」則來自企業規模擴張：規模越大，企業越有動力「塑造環境」。市值 10 億美元的企業，在「塑造環境」上的投入遠高於 100 家市值 1000 萬美元的企業；同時，規模擴張也加劇同質化——星巴克對「城市同質化氛圍」的貢獻，遠超過 100 家規模僅為其 1% 的競爭對手之和。

投資人可能會加劇這兩種趨勢。對非反社會型創業家來說，企業發展到 10 億美元規模並造福世界，遠比發展到 50 億美元規模卻破壞社會更令人滿足（畢竟 49 億美元能買的遊艇和飛機，並不值得用「被世界痛恨」來交換）。但投資人與自身決策的「非財務後果」距離更遠：隨著市場競爭加劇，願意追求 50 億美元規模的投資人會獲得更高報酬，而滿足於 10 億美元規模的投資人則回報較低甚至為負，難以吸引資金。此外，持有多家投資組合企業股份的投資人，往往會被動促使這些企業形成「合併的超級主體」。但這兩種趨勢都受到一個重要制約：投資人對投資組合企業內部狀況的「監控」與「問責能力」有限。

同時，市場競爭雖能緩解「機構共性」，但能否緩解「動機共性」，取決於競爭者是否具備「非利潤導向的差異化動機」。在許多情況下，企業確實會有這類動機：如為「公開創新成果」「堅守核心價值觀」「追求美學價值」而犧牲短期利潤。但這並非必然。

如果「動機共性」與「機構共性」導致企業「沒有靈魂」，那麼「靈魂」究竟是什麼？我認為，在本文語境下，「靈魂」本質就是多元性——即企業間那些非同質化的特質。

我們為什麼害怕暴民群體

正面談論「公民社會」時——即社會中既非營利也非政府屬性的部分，大家總會強調「由大量獨立機構組成，各自專注不同領域」。讓人工智慧解釋「公民社會」時舉的例子也大致如此。

但批評「民粹主義」時，腦海浮現的往往是反面場景：一位極具魅力的領袖煽動數百萬人追隨，形成追求單一目標的龐大群體。民粹主義雖打著「普通民眾」旗號，核心卻是營造「民眾團結一致」的假象——而這種「團結」常常體現在支持某位領袖、反對某個「被憎恨的外部群體」。

即使批評公民社會，論點也總圍繞「它沒能實現『大量獨立機構各展所長』的使命，反而推動某種自發形成的共同議程」——例如「大教堂」（The Cathedral）理論所批判的現象。

力量的平衡

上述所有案例，我們討論的都是三大「力量」各自內部的權力平衡。但不同力量間同樣可以形成制衡，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政府與企業的權力平衡。

資本主義民主制度，本質上就是「大政府」與「大企業」權力平衡的理論：企業家既有挑戰政府激進作為的法律工具，又能透過資本集中取得獨立行動力，政府則能對企業進行監管。

「鈀金主義」（Palladium-ism）推崇億萬富翁，但特指那些「跳脫常規、為實現個人願景而採取非常規行動，而非單純追求利潤」的富豪。從這個角度，「鈀金主義」可視為「在獲取資本主義益處同時規避其弊端」的嘗試。

無論政府還是市場都為「星艦」計畫創造了必要條件，但最終推動其誕生的，既非利潤動機，也非政府指令。

我個人對慈善事業的看法，在某些方面與「鈀金主義」相像。我多次明確支持億萬富翁參與慈善，並期望有更多人投身其中。但我主張的慈善是能「制衡社會其他力量」的慈善。市場往往不願為公共產品提供資金，政府則不願資助「尚未成為菁英共識」或「受益對象不集中於單一國家」的專案。有些專案同時具備這兩特徵，因此被市場與政府雙雙忽視——而富裕個人正好能填補這個空白。

但億萬富翁的慈善事業也可能走向有害的方向：當它不再是政府的「制衡力量」，反而取代政府掌控權力時。近年矽谷就出現這種現象：有權勢的科技公司 CEO 與風險投資家，不再那麼信奉自由主義、支持「退出機制」，而是直接推動政府朝自身偏好靠攏——作為交換，他們讓全球最強大的政府變得更強大。

我更喜歡左圖場景（2013 年），而非右圖（2025 年）：因為左圖體現權力平衡，右圖則是兩個本應互相制衡的強大派系反而合流。

三角關係中另外兩組力量同樣可以形成權力平衡。啟蒙時代提出的「第四等級」（媒體）理念，本質上就是將公民社會作為制衡政府權力的力量（同時，即使沒有審查，權力也會反向流動：政府透過資助中小學與大學，對教育內容產生深遠影響，尤其是對中小學教育）。另一方面，媒體報導企業動態，成功企業家也會資助媒體。只要沒有單向壟斷，這些機制都能促進社會穩健。

權力平衡與規模經濟

若要用一個論點同時解釋美國 20 世紀崛起和中國 21 世紀發展，答案很簡單：規模經濟。這一點常被美中兩國人士用來批評歐洲：歐洲有眾多中小型國家，文化、語言與制度各異，難以培育出全歐大型企業；而在規模龐大、文化同質的國家，企業可輕鬆將規模擴大到數億用戶。

規模經濟影響巨大。人類發展層面，我們需要規模經濟——因為它是迄今最有效的進步推手。但規模經濟也是雙面刃：若我的資源是你的兩倍，我取得的進步不只兩倍；因此明年我的資源可能變成你的 2.02 倍。長此下去，最強者終將掌控一切。

左圖：成比例成長——初始微小差距最終仍微小；右圖：規模經濟成長——初始微小差距隨時間變得極大。

歷史上有兩種力量能抵消規模經濟影響，防止權力壟斷：

• 規模不經濟：大型機構在許多面向效率低落，如內部利益衝突、溝通成本、地理距離等。
• 擴散效應：人員在企業、國家間流動時，會帶走想法與技能；落後國家可透過與發達國家貿易實現「追趕式成長」；工業間諜無所不在，創新成果會被反向工程破解；企業可用一個社群平台為另一個導流。

若將「規模領先者」比作獵豹，「規模落後者」比作烏龜，那麼「規模不經濟」讓獵豹減速，「擴散效應」則像橡皮筋把烏龜拉近。但近年來，幾項關鍵力量正在改變這個平衡：

• 科技快速進步：讓規模經濟的「超指數成長曲線」比以往都更陡峭。
• 自動化：讓全球性任務僅需少量人力，大幅降低協調成本。
• 專有技術普及：現代社會已能製造「僅開放使用權、不開放修改與控制權」的專有軟硬體。過去產品交付消費者（無論國內或跨國），必然意味對方能檢查與反向工程——如今這條件已被打破。

本質上，規模經濟效應正持續增強：雖然網路通訊擴大了「思想擴散」的廣度，但「控制權擴散」卻比以往更弱。

核心難題：21 世紀我們如何在快速進步、建構繁榮文明的同時，避免權力極端集中？

解方：強制推動更多「擴散」。

「強制推動更多擴散」具體意涵為何？首先，來看幾個政府政策案例：

• 歐盟強制標準化（如近期推動的 USB-C 介面標準）：增加建立「與其他技術不相容的專有生態」難度。
• 中國的強制技術轉讓規定。
• 美國禁止競業禁止協議：我支持這項政策，因為它強迫企業內部「隱性知識」部分實現「開源」——員工離職後可將學到的技能應用於其他領域，造福更多人。雖然保密協議會限制這個過程，但實務上漏洞百出。
• Copyleft 授權（如 GPL）：規定任何基於 Copyleft 程式碼開發的軟體本身也須開源並適用 Copyleft。

我們還能進一步提出更多構想：例如，政府可仿效「歐盟碳邊境調節機制」，設計一套稅制——根據產品「專有化程度」（以某種標準衡量），對國內外產品課徵相應稅額；若企業將技術（包括開源）分享給社會，稅率可降至零。另一個值得重啟的構想是「智慧財產權哈伯格稅」（對智慧財產權按估值課稅，激勵所有者高效利用其智慧財產權）。

此外，還應更多採用更「靈活」的策略：對抗性互操作性。

如科幻小說家、部落客與記者 Cory Doctorow 所言：

「對抗性互操作性，是指在未經現有產品／服務製造商許可下，開發新的產品／服務，並讓其能與原有產品／服務對接。例如第三方印表機墨水、替代應用商店，或使用競爭對手生產的相容零件為汽車、手機或拖拉機提供維修的獨立維修店。」

本質上，這就是「以未經授權方式，與科技平台、社群媒體網站、企業及國家互動，同時從其創造的價值中受益」。

具體案例包括：

• 社群媒體平台的替代客戶端：用戶可透過這類客戶端瀏覽、發布內容，並自主選擇內容過濾方式。
• 具備同功能的瀏覽器擴充套件：如廣告攔截器，但專為 X 等平台上的 AI 生成內容設計。
• 法幣與加密貨幣間的去中心化抗審查交易所：這類交易所能緩解中心化金融系統的「瓶頸風險」（即單點故障癱瘓整個系統）。

總體來說，Web2 多數價值獲取都發生在用戶介面層。只要能開發出「可與平台及現有介面用戶互操作」的替代介面，用戶就能繼續留在該網路，同時避開平台的價值收割。

Sci-Hub 就是「強制擴散」的典型代表——它在提升科學領域公平性與開放取用度上，確實發揮了重要作用。

第三種提升「擴散效應」的策略，是回歸 Glen Weyl 與唐鳳（Audrey Tang）提出的「多元性」理念。他們將此描述為「促進差異間的協作」——讓觀點與目標各異的人能更好溝通與合作，在享受「加入大型群體帶來的效率提升」同時，避免「大型群體淪為單一目標驅動」的弊病。這種理念能協助開源社群、國家聯盟等非單一主體群體提升「擴散水準」，讓他們在共享更多規模經濟紅利同時，仍能與組織更嚴密的中心化巨頭競爭。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思路在結構上與 Piketty 的「r>g」（資本報酬率大於經濟成長率）理論及其「以全球財富稅（與強化公共服務）解決財富集中」的主張相似。兩者最大差異在於：我們不聚焦於「財富」本身，而是追溯到「無限制財富集中的源頭」——我們要擴散的不是金錢，而是生產資料。

我認為這個思路更優，理由有二：第一，它更直接針對「危險核心」（即「極端成長」與「排他性」的結合），執行得當甚至可提升整體效率；第二，它不限於針對單一權力——全球財富稅或許能防止億萬富翁權力集中，卻無法制約強權獨裁政府或其他跨國實體，甚至可能讓我們面對這些力量時更加無助。而「以全球去中心化策略強制推動技術擴散」——明確告知各方「要嘛一起成長、合理分享核心技術與網路資源，要嘛完全孤立發展、被排除在外」——則能更全面應對權力集中問題。

D/acc：讓多極化世界更安全

多元主義在理論層面面臨一項風險，即「脆弱世界假說」：隨著科技進步，未來可能越來越多主體具備「對全人類造成災難性傷害」的能力；世界協調性越弱，某主體選擇實施這種傷害的機率就越高。對此，有人認為唯一解方是「進一步集中權力」——但本文主張的正是「減少權力集中」。

D/acc（Defensive Accelerationism，防禦性加速主義）是一種互補策略，能讓「減少權力集中」的目標更安全地實現。其核心在於「發展與進攻性技術同步的防禦性技術」，且這類防禦技術必須具備開放性與普及性，讓所有人都能取用——如此可降低人們因「安全焦慮」而尋求權力集中的需求。

D/acc 技術立方體示意圖

多元主義的道德觀

奴役道德觀認為：你不被允許變得強大。

主人道德觀認為：你必須變得強大。

而以權力平衡為核心的綜合道德觀則可能認為：你不該形成霸權，但應追求正向影響並賦能他人。

這種觀點，本質上是對數百年來「賦能權」與「控制權」二分法的現代詮釋。

要實現「擁有賦能權而不掌握控制權」，有兩條路：一是對外高度「擴散」；二是在設計體系時最大限度降低其「成為權力槓桿」的可能性。

以太坊生態中，去中心化質押池 Lido 就是很好的例子。目前 Lido 管理的 ETH 質押量約占全網總質押量 24%，但外界對它的擔憂程度遠低於「其他任何掌握 24% 質押量主體」。原因是 Lido 不是單一主體：它是一個內部去中心化的 DAO，擁有數十個節點營運商，並採用「雙重治理」設計——ETH 質押者對決策擁有否決權。Lido 在這方面的努力值得肯定。當然，以太坊社群也始終明確：即使有這些保障，Lido 也不應掌握以太坊全部質押量——目前距離這個風險門檻還很遠。

未來，更多專案應明確思考兩大核心：不僅要設計「商業模式」——即如何獲取資源以支撐營運；更要設計「去中心化模式」——即如何避免自己成為權力集中節點，以及如何應對「掌握權力帶來的風險」。

某些場景下去中心化相對容易實現：例如，很少有人會介意英語的主導地位，也少有人擔心 TCP、IP、HTTP 等開放協議普及。但在其他場景，去中心化則相當困難——因為某些應用需要主體具備明確意圖與行動力。如何在保留「靈活性優勢」同時避免「權力集中弊病」，將是未來長期的重大挑戰。

特別感謝 Gabriel Alfour、唐鳳（Audrey Tang）和 Ahmed Gatnash 的寶貴回饋與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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